一場跨越七十年的托付：見證歷史信物歸家

6月的北京，蟬鳴初起，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副館長（主持工作）寧一帶領藏品部征集團隊，輕輕叩響了一扇承載著華僑往事的家門。開門的是中國僑聯第七屆副主席、原工業和信息化部駐部紀檢組組長、印尼歸僑李雪瑩與兄長李惟成，兩位老人眼中閃爍著激動的光芒——他們正準備將凝聚著家族三代人記憶的20余件實物、200余張照片，鄭重交托給這座記錄華僑歷史的殿堂。

“這只皮箱跟著我從萬隆漂洋過海回到祖國，鎖扣上的銹跡都是歷史的見證。”李惟成老人摩挲著那只1954年帶回的標有“萬隆回國同學會”的皮箱，箱角磨損的皮革仿佛在訴說17歲少年遵循父親遺愿歸國時的忐忑與堅定。而旁邊那臺锃亮的“Singer”縫紉機，盡管木制的臺面已經更換，但鋼制的機身還留著母親張金蓮1962年從印尼帶回時的痕跡，“母親用這臺機器為全家縫制衣物，也見證了她教授解放軍學員外語的歲月。”李雪瑩女士指著縫紉機抽屜里的針頭線腦，聲音里滿是懷念。

兩代華僑的家國敘事：從僑校教師到專家型領導的精神傳承

在彌漫著老照片氣息的客廳里，兄妹倆展開了家族傳奇的長卷。他們的父親李霸龍，這位1930年代清華大學數學系的南洋華僑高材生、華羅庚的學生，本可在象牙塔續寫學術人生，卻因抗戰烽煙返回印尼經營家族薯粉廠。當工廠在戰火中付之一炬，他轉身在中爪哇馬吉郎中華學校執掌教鞭，黑板上的數學公式與課桌上的愛國課本，成為當地華僑子弟的啟蒙之光。母親張金蓮在荷蘭文學校接受教育，不通中文，卻在1949年毅然站上萬隆華僑中學的講臺，用流利的印尼語講述中華文明的故事。

1954年春天成為家族命運的轉折點。父親李霸龍因癌癥離世前留下遺愿：“一定要讓孩子們回到祖國建設家園。”兩個月后，17歲的李惟成帶著父親手繪的歸國路線圖，踏上 “芝利華號”郵輪。1957年，李惟成考上西安交通大學電機系高電壓技術專業。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北京開關廠工作。1989年，李惟成調到中國僑聯工作，曾任華友公司總經理，直至退休。

1955年，具有歷史意義的亞非會議在印尼召開，李雪瑩和其他華僑學生一道，近距離目睹了周總理的崇高風范，更加堅定了她回國的決心。1956年，李雪瑩踏上了回國的歸程。她在西安交通大學高電壓技術專業畢業后，一頭扎進電力科學研究院的實驗室，從高壓所副所長到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從中央紀委駐電力部、駐信息產業部紀檢組組長到中央國家機關第一屆僑聯主席、中國僑聯第七屆副主席，她用一生踐行著對祖國的承諾。

而母親張金蓮的歸國路更為曲折。1962年印尼排華浪潮中，她在華僑總會與中國大使館的幫助下輾轉回國，隨即在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開啟教學生涯。后來在洛陽外國語學院的漫長歲月里，這位不會中文的歸僑老師的故事，一度成為“傳奇”。1981年，當從事國防教育事業的榮譽證書送到她手中時，張金蓮的鬢角已被粉筆灰染白。

博物館里的時光膠囊：每一件藏品都是活著的華僑史

在僑博藏品部工作人員小心翼翼的記錄下，這些跨越重洋的“時光膠囊”被逐一登記編號：

皮箱里的青春：1954 年，李惟成與眾多同學，離別了深愛的家人，登上郵輪，毅然回國。殘留在“萬隆回國同學會”皮箱上那斑駁的郵船公司行李票，見證了眾多華僑青年的愛國熱忱和他們為祖國奉獻青春不負韶華的奮斗華章。

縫紉機上的歲月：母親張金蓮除了用這臺Singer牌縫紉機為遠在異地的兒女縫制衣物，還曾以此縫制學員的印尼文教材。縫紉機的歲月痕跡中滿滿地充斥著一位母親的慈愛和一名教師嚴謹認真。

相冊里的僑心：泛黃的家庭相冊中，1940年代父母與子女在印尼的家庭合影、生活剪影與1960年代歸國后兩代人在北京的留影并排擺放，形成奇妙的時空對話。

榮譽里的擔當：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頒發的“功勛理事”獎牌，這是李雪瑩退休后仍在延續的公益事業印記。

“這些藏品不是冰冷的物件，而是歸國華僑精神的物質載體。”寧一在接受捐贈時感慨道，“我們將積極策劃舉辦以‘歸僑家庭記憶’為主題的展覽，讓李霸龍先生的清華畢業照、張金蓮女士使用過的縫紉機、李惟成和李雪瑩兄妹倆帶回的皮箱、自行車以及在參加祖國建設種的見證物形成完整敘事鏈。”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已開始對皮箱進行除蟲除菌處理，還將用數字化設備逐張掃描老照片，那些模糊的笑臉將通過科技重新清晰，繼續講述華僑與祖國同頻共振的故事。

當陽光透過窗戶灑在客廳的地板上，李惟成、李雪瑩老人給博物館工作人員娓娓道來家族歷史時，仿佛又聽見父親當年在印尼家中的叮囑：“記住，我們的根在中國。”而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里，工作人員正為這些“僑心信物”安置最為穩妥的保管環境——這不僅是一次普通的文物捐贈，更是兩代歸僑對祖國的深情告白，是博物館用專業守護的民族記憶密碼。這些帶著海水氣息與歲月溫度的物件，終將在僑博的展廳里，向每一位參觀者訴說：什么是跨越山海的赤子之心，什么是代代相傳的家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