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我為了創作長篇紀實文學《守橋翁的中國夢》（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9月版），一連數月跟蹤采訪了抗日戰爭史學家、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首任籌建處主任郭景興先生。他告訴我，為了真實地還原“七七事變”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戰歷史，他和夫人蔣亞嫻自上世紀80年代起，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去采訪當事人。一段被時光塵封的隱蔽戰線往事，就這樣露出了金子般的光芒。這期間，郭景興有了驚人發現。先前人們大多認為二十九軍盧溝橋奮起抗戰是抗日愛國將領的壯舉，卻沒有注意到這樣的史實，在抗擊日寇的西北軍和二十九軍中，活躍著中共地下黨組織和一批數量可觀的隱蔽戰線共產黨員。盧溝橋保衛戰中，二十九軍駐守回龍廟的英雄排長沈忠明是一名早在1935年就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他以一個排的兵力抵御數十倍的敵人輪番進攻，直到身負重傷，光榮殉國，全排士兵也全部壯烈殉國，在他們面前躺倒的是日本侵略者一百多具尸體。
在郭景興老人的書房里，我看到泛黃的檔案堆疊如山，每一頁都浸染著歲月的沉香。當我翻開他珍藏的采訪筆記，一段被時光塵封的隱秘史詩，就這樣在午后的陽光中徐徐展開。“我原來只知道在當時抗擊日寇的西北軍和二十九軍中，有很少的地下共產黨員。沒承想，后來二十九軍將領尹心田之子尹家衡同志寄給我一篇文章，文章中介紹：在初期這兩軍中共有中共地下黨員七十余人。”郭景興眼中透著深沉的目光說，“接著我又讀到王沛南、尹心田、周茂蘭三人合著的文章《汾陽軍校中黨的地下活動》，得知汾陽軍校，就是二十九軍第二教導團，那時全團已有中共地下黨員八十余人。可想而知，當時這些優秀的地下共產黨員，在抗擊日寇的斗爭中發揮了多么大的重要作用。”
郭景興 攝影/殷?剛
七七事變時，張克俠與過家芳都是二十九軍的骨干，也都是中共地下黨員。早在1927年，過家芳在育德中學讀書時，就經彭雪楓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年，全國到處都籠罩著白色恐怖的陰云，彭雪楓對過家芳說：“你還是先在西北軍中站穩腳跟，以后就在那里開展工作。”宋哲元所部應張學良要求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后，過家芳任三十七師一〇九旅二一七團三營少校副營長。1933年喜峰口戰斗中，過家芳親自舉起大刀率隊與敵人激戰，他先是一刀劈死一個日軍大尉，然后又將一個日軍炮兵大佐砍翻在地，殺得敵人落荒而逃。
更令人敬佩的是，隱蔽戰線的共產黨人，在危機四伏的特殊環境中，隨時都有被殺頭的危險，他們卻堅韌機智地堅守在黨委派的崗位上。正因為如此，十年之后的淮海戰役時，才出現了張克俠、何基灃兩位地下黨員，率領國民黨軍兩萬三千多人的陣前起義，創造了“一夜變千秋”的壯舉。
郭景興夫婦按照這些線索，走訪了許多二十九軍的老地下黨員，還原了歷史的真相。1983年南京的那個梅雨天，郭老夫婦見到了傳奇人物朱軍。這位曾經的“朱大鵬”，將四十年前的往事娓娓道來，記憶的閘門打開了。“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采訪原南京海軍學院院長朱軍同志了。”郭景興說，“朱軍同志是老西北軍，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3年到抗日同盟軍，從二十九軍軍訓團1936年成立到1939年進行改編，他始終在軍訓團內任職，后來轉到延安工作。我們那年到南京采訪時，他已從南京海軍學院院長職務上離休下來。朱老對這次訪問十分熱情，為我們詳細介紹了二十九軍軍訓團從成立到改編的全部經過。還重點講了軍訓團內我黨地下組織情況。當時已是75歲高齡的朱老記憶力非常驚人，對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記憶猶新，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珍貴史料。”
談起二十九軍軍訓團中黨的地下組織規模，還先要從抗日同盟軍的地下黨說起。1933年5月長城抗戰之后，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人在張家口建立了抗日同盟軍。又稱察綏抗日同盟軍。當時“同盟軍”中的地下黨組織由中共河北省委領導，省委前委書記是張木陶。當時中共北方局委派朱大鵬（即朱軍）到抗日同盟軍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朱軍時任“同盟軍”一團一營的黨支部書記，其他成員有宣傳委員蔣明成，組織委員王紹武，排長張文周等，共計三十多位黨員。根據朱軍的回憶，在抗日同盟軍中，黨的地下組織主要領導有：“同盟軍”二師（汾陽軍校）師長支應遴，一團尹心田，二團賈振中，三團周茂蘭（即周樹一），還有許全仲等；五師師長也是地下黨員，陜西人，姓名不詳。由于抗日同盟軍的抗日救亡主張，違背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意志，蔣介石一開始就阻撓破壞，繼而武力鎮壓。日軍也同時向察哈爾省調動。同年8月5日，馮玉祥在蔣軍及日軍的雙重壓迫下，通電結束抗日軍事行動，取消同盟軍總部，離開張家口。吉鴻昌、方振武等按照中共河北省前委的決定，將隊伍轉移張北，由方振武出任代總司令（后改稱討賊聯軍）。
馮洪國是馮玉祥長子，赴日留學不久便加入了日本共產黨，翌年回國后轉為中共黨員，被黨派到馮玉祥身邊工作，用他的特殊條件加強黨與馮玉祥的聯系，促進團結抗日。后來，馮洪國又受黨的派遣，參加了組建晉西游擊隊和參加抗日同盟軍的活動。七七事變前夕，馮洪國通過關系調入到29軍，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并參加了盧溝橋抗擊日寇的戰斗。
朱軍同志離開了抗日同盟軍后，于1934年春節前來到天津市警察局，為北方局作情報工作。當時他的身份是天津市警察局策反偵緝隊隊長。過了一段時間，經黨組織安排，在29軍任職的馮洪國又向副軍長佟麟閣推薦朱軍到二十九軍軍訓團工作。
1937年1月軍訓團成立后，朱軍任第三大隊大隊副。當時軍訓團里的黨員有馮洪國、蔣明成、范菊秋，還有一個文書，加上朱軍共六名。朱軍同志把這五個人組織起來建立了黨支部，他任支部書記，蔣明成任組織委員。不久又與上級黨組織接上了關系，上級黨組織的領導是謝甫生、王世英兩位同志。軍訓團一大隊隊長李克昌是黨的外圍組織“武委會”成員。王世英曾經將他與朱軍間做過正式介紹，他們同為軍訓團中黨的發展壯大以及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作出了杰出貢獻。
二十九軍在盧溝橋設防
二十九軍在盧溝橋的機槍陣地
七七事變后，朱軍隨軍訓團到濟南，又招收了四十多名新學員，大部分是濟南師范的學生，其中亦有不少黨員。如陳克、李天民、吳棣、賈家叔侄（姓名不詳）等。軍訓團開到鄭州，成立了新生隊，朱軍兼隊長，并建立了黨支部，發展了多位黨員。然后把他們陸續分到軍訓團各中隊。以后李天民擔任支部書記，與朱軍單線聯系，朱軍再與特委聯系。后來，李天民到新四軍挺進隊后在戰斗中犧牲了。
張克俠
王世英
在軍訓團駐新鄉時，黨的地下組織一度與上級失去了聯系。一次李克昌因病住院，碰到了八路軍代表唐天際也住院。李克昌就將這件事告訴了朱軍。朱軍到醫院將軍訓團情況以及目前的困難處境向唐天際做了匯報。唐天際出院后就到焦作清化鎮了解情況，并告訴朱軍他們這個支部的關系是朱瑞同志負責。于是朱軍就到清化鎮與朱瑞接上了頭（朱瑞以后任東北四野炮兵司令，在延安與朱軍相識）。朱軍向朱瑞請示“我這支部隊是拉進太行山，還是留下來搞統一戰線？”朱瑞說：“你還是留在部隊，將來會起作用的。”朱軍回來后，就把部隊帶過黃河到了新安縣，不久又轉至信陽、梧州。這時中共武漢黨組織就派人來了，朱軍與豫南特委彭雪楓見了面。彭雪楓向朱軍了解了一些情況后，告訴他這支隊伍黨的關系屬豫南特委領導，朱軍同志終于找到了黨的關系。不久，朱軍同志就又回延安參加到新的工作之中。
那天我們一道去了盧溝橋，郭景興先生摸著盧溝橋的石獅告訴我，1931年宋哲元任二十九軍軍長時，1929年入黨的地下黨員張克俠就在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任參謀長。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二十九軍中的地下黨員數量猛增。當時張克俠已任二十九軍副參謀長，兼三十八師參謀長。
1938年二十九軍改編為三十三集團軍時，張克俠升任參謀長。同為地下黨員的過家芳已任一七九師副師長、軍訓團團長。1939年入黨的何基灃同志任一七九師師長、第七十七軍軍長。他們身居國民黨軍中要職，一方面指揮抗戰殺敵，一方面積極發揮地下黨在抗戰中作用。何基灃曾于1939年請求毛主席秘密派黨的干部支援一七九師。很快黨中央就派來二十多位干部。何師長給他們安排了公開的身份，分別擔任師長副官，軍法處長、教育處長、軍需等工作。1948年賈汪起義時，馮治安是第三綏靖區司令官，張克俠任副司令官兼徐州城防指揮官、五十九軍軍長，何基灃是副司令官、七十七軍軍長，過家芳是七十七軍一三二師少將師長。淮海戰役中，過家芳與同為地下黨的何基灃一道和平起義，曾擔任解放軍第三十四軍副軍長，后擔任南京警備區參謀長。1955年，過家芳被授予了大校軍銜。
回顧1924年馮玉祥建立國民軍，到1925年建立西北軍，再到1933年建立二十九軍，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活躍著我黨隱蔽戰線上的同志。他們長期隱姓埋名，先后經歷了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為了驅逐日本侵略者，為了民族的解放，為了新中國成立，拋頭顱，灑熱血，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他們是戰斗在西北軍、二十九軍心臟里的紅色尖兵。這是幾代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用鮮血和生命進行艱苦奮斗的真實寫照。尤其突出的是張克俠、何基灃、過家芳、朱軍等老一代共產黨人，他們長期隱藏在敵人內部而且戰斗在敵人的心臟，指揮著敵人軍隊長達二十年之久。郭景興深情地說：“二十多年來他們生活在特務密布、危機四伏、隨時都有被殺頭危險的環境中。這就要求他們必須具備大智大勇的超人才干；必須具備‘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德；必須具備‘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堅強毅力，才能承擔如此光榮而又十分艱巨的任務。這是一批‘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我站在盧溝橋頭，細細傾聽著郭景興先生的講述，內心頗為感慨，是一種什么力量能使郭景興和蔣亞嫻兩位老人這般執著地耗費二十幾年時間，來做同一件事情，以愛國之心、報國之志來撰寫抗戰中的愛國之人、報國之事呢？對此郭老的解釋是：“我的童年是在日寇的鐵蹄下走過來的，我目睹過我的家鄉遭受日寇的血洗和屠殺，江石沽村旁的薊運河順河漂流成排尸體的慘狀。七七事變幾十年過去了，和平年代的無憂生活，許多人似乎淡忘了那段痛苦的歷史，淡忘了日軍侵略中國的暴行，而前些年日本右翼勢力又篡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這些都使我和老伴非常氣憤。我們尋找真實的歷史記憶，就是為了警示后人不要忘卻那段歷史。”
暮色漸濃，郭老的身影在永定河面上投下長長的影子。他忽然又談起童年見過的日軍屠殺中國人的殘暴，他看到家鄉的薊運河：“成排的尸體順流而下，河水都是紅的……”老人顫抖的聲音里，我忽然明白了他和夫人二十載追尋的意義。那年近古稀仍奔波千里的執著，那伏案至天明的夜晚，都是在打撈一段正在消逝的記憶。
如今，兩位老人都已化作天邊的星辰。但每當我走過盧溝橋，總能看見他們的背影——一個在曉月下彎腰記錄，一個在晨光中仔細拍攝。他們與那些隱姓埋名的共產黨人一樣，都是歷史的守望者。不同的是，有人用生命守護秘密，有人用畢生守護真相。
晚風拂過盧溝橋頭的石獅，八百多年的望柱靜默張望。那些鐫刻在抗戰時光深處的名字，終將在民族記憶的長河里永遠閃耀：張克俠、何基灃、朱軍、過家芳……還有郭景興、蔣亞嫻那些后來者，這些記錄歷史的人，自己也成了歷史的一部分。他們用生命書寫的，不僅是一段隱秘戰線的傳奇，更是一個民族永不磨滅的精神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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